位于北伦敦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弗洛伊德生前用过的东西都保留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听诊病患时的沙发，上边铺着华丽的暗色波斯基里姆毯，配上环境和光线，令人神往，这沙发，是他在1938年从维也纳逃到英国后，放在自己伦敦的诊所里，让前来问诊的病人坐的：这些病人多数都知道，自己将成为“精神分析之父”的观察和研究对象。
对医学史感兴趣的人，一定不会错过沙发上方的画：五十多年前，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开业时就挂着它，名叫《萨尔伯屈里哀医院的一节临床课》。这是一件复制品，比原作小很多，在画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穿西装、打领结的男人，站在一间教学室里，手指着一个像是半昏迷中的年轻女子，一个助手模样的人用力托着女人的腋下，不让她跌倒，后边还有两个护士照应。在他们的对面，二十多个同样正装打扮的男人或坐或站，聚精会神地观看——显然在上课。
讲课者就是让-马丹·夏尔科，19世纪巴黎著名的神经学家，也是弗洛伊德最尊敬的人。1885年，弗洛伊德在萨尔伯屈里哀医院跟夏尔科学习了六个月，观摩后者迷人的临床工作，然后设法挤入了他的圈子。从这里开始，弗洛伊德离开自己无甚兴趣的基础学科——神经解剖学，转入他更钟情的心理学方向；他的第一块踏脚石是歇斯底里，他认为，这种古老症状不是器质性受损的结果，要想探究和诊治它，必须研究它的心理性起源。
不过，夏尔科属于医学专业人士，是科学家，并非心理学家，为什么看了他的临床课，弗洛伊德却找到了一个心理学的方向呢？
弗氏在其《精神分析运动史论》一文中，回忆了夏尔科给自己的一句忠告：“对同样的对象要一遍遍地看，反复地看，直到它们自己开口说话。”这是夏尔科临床实践的经验之谈，有那幅画为证，二十多人都跟随着他的指点，“看”那个病例。然而，弗洛伊德却从这句话里读出了矛盾：“看”的行为的叠加，最后却要落实为“听”，要听观察对象自己是怎么说的。断定科学家夏尔科有意无意地抓住了心理学的妙处和复杂之处。
受到夏尔科的鼓励，弗洛伊德离开巴黎回到维也纳，与自己的同事兼老友布罗伊尔走到一起，两人后来还合著了书。他们相信“听”的力量。之前，倾听行为对于医生而言属于非正式的，只可参考，而弗布两人将它发展为真正的新治疗法，不但要听，而且要长时间地听，一个医生，必须有能力和病人谈论他的症状。
转变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晚至1895年，弗洛伊德仍旧把心理学归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称之为一个名叫“科学心理学”的计划，有价值的心理研究必须能够量化，描述一个人的心理过程，必须利用加减手段，人的体内缺少了什么，或者增加了什么，导致了某种心理的发生、变化或消失。显然，这跟19世纪乐观主义的科学精神有关，人们相信，精密的数学计算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世上的一切，以数学为基础工具的科学备受崇隆。然而，弗洛伊德渐渐离开了科学的一部分——生物学和医学，而把目光集中于心智现象本身。在19世纪末，他开始形成一个大胆的结论：如果要对心智过程进行一个系统的生物学探索，那么，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撇开科学的绳墨，另起炉灶。
《卡桑德拉的女儿》是一个饶有深意的书名，阿波罗赐予卡桑德拉以预言的能力，但后者却不服从他，拒绝了他的爱；从上述夏尔科—弗洛伊德的关系来看，是夏尔科科学的罩袍下，钻出了弗洛伊德这个不安分的后代。精神分析起源于科学的授权，而又背离了科学的信任。弗洛伊德脱离了夏尔科，剑桥大学的斯蒂芬·海思教授把他们的关系简单地概括为：“夏尔科看，弗洛伊德听。”约瑟夫·施瓦茨，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在这部叙述欧美精神分析发展史的专著中写道：“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是首先允许人类主体为自己说话的人。”传统西医——堂皇的主流科学——仅仅把人当作客体来观察，一切听眼睛和解剖刀的，这忽略了人作为主体的内心体验。萨尔伯屈里哀医院的学员们看到了女人扭曲的脸容，却看不到她的希望、恐惧、欲念、渴盼和个人记忆。
但事实上，弗洛伊德从1892年开始，就与布罗伊尔渐行渐远了。施瓦茨说，两人“风格上无法妥协”，弗氏想要“把结果一般化”，强调诸象之间的共通，而布罗伊尔则相反，要求审慎地分析个案，不能任意概括。“布罗伊尔是位非常优秀的生物学家，而且在没和弗洛伊德合作前就很成功”相对布氏而言，弗洛伊德算是没走通科学这条路，才另辟蹊径，打出一片天的。
不过，弗洛伊德并没有放弃这样一个希望：有朝一日，神经学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可以验证和深化精神分析学的种种假定，如情结、压抑、饥渴、无意识等等。他是知晓精神分析的致命伤何在的。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里，弗洛伊德写道：“如果我们已经抵达一个位置，可以用生理学和化学的语言赖取代心理学语言，那么，我们的精神分析便可望消除各种固有缺陷……”他又谈到了生物学，说它“确是一块有无限可能性的领域。我们可以期待，它将给我们最具震撼力的信息。我们提出了问题，但无法预测生物学在几十年内会给回以怎样的答案”，也许，“我们所有人为的预设都将被一扫而空。”
他是对的。他很清醒地意识到，精神分析这门学问是围绕一大堆无法假定和预设建构起来的。《梦的解析》固然是伟大的著作，可是，如施瓦茨所说，《梦的解析》出版百年之后，“我们已经不相信全然了解（世界）是可能的了。”这部书，可能仅仅是弗洛伊德做的一次智力游戏，是在训练一种文体，后者的成就或许还更大一些。读过这部书的人都知道，它不是“科学”著作，向读者介绍一些研究成果，它讲述了，更确切的说法是“表现”了，一项研究的历次阶段。它不是一份井井有条的报告，而是一个舞台，各种可能性纷然上演。
当精神分析成为一个学科，有了一个固定的体制时，弗洛伊德的“科学情结”（精神分析学者肯定会用这个著名的精神分析用语来攻击他）又受到了体制中保守者们的排斥和憎恶。随着精神分析成了气候，“听”与“看”之间的对立加深并固化了起来，极端的“听”派人士，企图尽力阻止精神分析与认知神经科学之间有任何的眉来眼去。
当然，这种阻拦注定是徒劳的，否则，今天我们不会这么熟悉情绪与生理过程之间的交互关系，肾上腺素、多巴胺等专有名词，进入到我们描述情绪的话语之中。倘若精神分析成功地躲进小楼成一统，只“听”不“看”，这种情况绝无可能出现。然而，依旧有许多精神分析学者，公开宣称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发现，特别是神经科学方面的发现，与精神分析无关，这有点像是神学人士无视古生物学证据，坚持认为世界是由上帝一锤定音地创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