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近年来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先于欧洲1800年［1］。“现代”是指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欧洲史上，凡是追求建立大规模政治体时，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从查理曼大帝到神圣罗马帝国，从拿破仑到第三帝国。就是在今天，世界秩序还被人视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2］，其词源正是“罗马治下的和平”（PaxRomana）。
秦汉与罗马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阀的关系、上层与基层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封建列国。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隋唐大一统王朝。
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是本文的主题。
罗马石棺浮雕，公元3世纪，描绘农民采集豆类、挤羊奶的情形。希腊出哲学家，罗马出农民加战士，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回去种橄榄与葡萄
第一章 两大文明
（一）秦汉基层之治
2002年，在武陵山脉湘西龙山里耶镇，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在一口废井里，发现了数万枚行政文书竹简（里耶秦简）。这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第二个重大发现，使人们能近距离观看秦代基层政权。
里耶古城，是秦征服楚后设立的“迁陵县”。城很小，只有一个大学操场那么大。全县人口不过三四千。秦朝在这里居然设立了完整的一县三乡机构，在编官吏多达103人［3］。这些秦吏组织人民开垦荒地，但毕竟高山深谷田地少，费了牛劲才达到户均35古亩，还不到当时“一夫百亩”通制的三分之一。税率只有8．3％［4］，相当于十二税一，比周代的“十税一”还少。一个县每年新增的税收，只相当于6．5户人家一年的口粮。从经济角度讲，为这样一块土地设置这么多官吏很不值。
但秦吏要的不是税收。考古学家清理出一支竹简，记录了当地深山里发现的一种并非丰产的植物“枝枸”（俗称“拐枣”），但秦吏仍认真描述了它的性状、位置、产果情况，录入了官方档案（“下广一亩，格广半亩，高丈二尺。去乡七里。丗四年不实”）。这体现了一种不遗余力探明山川物产的使命感。秦吏们一步步开发国土、编户人民、画出地图交给上级的“郡”。“郡”再将下属各县的地图合并成“舆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阅存。秦吏们除了促进生产，还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秦法非常完备，不光有法条，还有判例，还有上诉制度。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留底查验；如轻事重判和重事轻判，都属于“不直”之罪，法条互相抵牾时，还要层层上报等仲裁。在两千年前，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
县乡小吏还常轮岗。在里耶秦简的伤亡名册上，记载着多名小吏累死病死于任上［5］。103人的编制，长期缺额49人。秦把天下驱使得很苦，把自己驱使得同样苦。但也只有这种玩命苦干的“苛政”，才能在短短14年里实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整治山川，修建路网。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益的基础设施，成本却由这一代人背负。人民牺牲之惨烈，心灵之痛苦，连天下一统的成就都不能抚平。历史评价，从来不只是道理，还有感情。秦灭亡时，天下没有人爱它。
项羽灭了秦后希望恢复分封制。他不想管理如此大的天下，只想回到熟悉的水土做封建王侯。而打败项羽的刘邦却拒绝退回分封，反而沿袭了秦制大一统。他与项羽最大的不同，项羽是贵族，他是小吏，当过沛县的一个亭长（相当于派出所长）。他的骨干集团大多也是小吏，萧何是主吏，曹参是牢头。他们最清楚帝国的基层与上层如何结合；他们最熟悉郡县制的运作；他们最明瞭庶民的需求；他们最洞悉维系大一统的奥秘。所以在攻入咸阳时，萧何不要金银财宝，只抢夺秦廷收藏的律令、地图和编户册。汉朝正是依靠这些资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
基层政权出天下。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
（二）罗马国家之治
和秦汉同时，罗马崛起为地中海霸主。
秦汉与罗马，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大致同期的古代文明。两者的人口与地域规模也相似。罗马帝国晚期，其囊括的环地中海人口大致是5000－6000万［6］。秦汉的人口（西汉末年标准）也在5000－6000万［7］。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黄色农业文明，希腊罗马是蓝色商贸文明，似乎从源头就有优劣之分。并非如此。从1960年代开始，西方古史学界的共识是，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1000年的希腊罗马都是农业社会，商贸只是很小的补充。“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社会结构中家庭占据首位，几乎所有人都以经济自足为目标。大多数财富来自土地的租金和税收。贸易规模狭小，即便商人因贸易发财，也会将所得投资于土地。真正的城市人口从不曾超过总人口5％，而且城市是作为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存在［8］。”这跟秦汉非常相似。
希腊出哲学家，罗马出农民加战士。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回去种橄榄与葡萄。就像秦汉的大兵，打仗是为了日后能“解甲归田”。
罗马公民看不起商业，贸易和金融是被征服民族才干的营生。在罗马共和国黄金时代，商人不能进元老院。贵族征战得来的财富都是购买土地搞大庄园。农业不是谋生，而是田园生活之歌。秦汉更是如此，农为本，商为末。商人很少做官，而文人的官做得再大，理想仍是“耕读传家”。
罗马人搞不出缜密的宗教和科学，所长是工程、战争和国家治理。希腊留下的遗迹是神庙、竞技场和剧场，而罗马留下的是凯旋门、斗兽场与浴场。秦汉也一样。关注现实、经营国家、修筑长城、发明火药，但始终不以逻辑学与科学见长。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罗马超越希腊城邦政治，建立了宪制官僚体制与私法体系，塑造了早期的西方市民社会。无论是共和还是帝制，罗马都是西方大规模政治体在观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英国革命时的“大洋国”蓝图有着罗马共和国的影子；法国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们有着罗马共和英雄的影子；美国参议院与总统制有着元老院和首席执政官的影子。直到20世纪，美国右翼学界还在争论，建国原则到底遵循罗马式古典共和，还是启蒙运动的民主自然权利。在西方政治文明中，罗马的魅影从未消失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