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计到2030年，我国医疗卫生市场需求将达到15万亿元，2040年达到29万亿元，2050年达到37万亿元。 ]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医疗卫生事业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健康福祉，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基础前提。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已涉入“深水区”，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公共卫生短板引发民众对现行医疗卫生体制机制弊端的广泛关注。
本文基于需求导向、问题导向，从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的政策背景、存在不足、时代发展需要三方面入手，通过回顾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分析美国、英国、德国、丹麦、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福建省三明市、江苏省宿迁市等地方政府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结合我国医疗卫生市场巨大的需求空间，研究提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政府市场双到位、公立民营双发展、中医西医双融合、公平效率双兼顾、医生患者双满意”的战略愿景和短中长期发展目标，并从完善顶层设计、加大财政投入、加快公立医院体系改革、加快对内对外开放、推广数字化互联网医疗、加强医务人员权益保障、设立医疗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强化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中国亟待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
自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党的十九大清晰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始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已步入“深水区”，面临医疗卫生法律法规有待健全、公共卫生服务短板有待补齐、分级诊疗体系有待重塑、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有待完善、民营医疗机构经营环境有待优化、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有待改进、多层次全面医保体系有待建立、“互联网+医疗健康”应用有待推广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刻不容缓。
2019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经济中高速增长为建立高质量医疗体系奠定坚实基础，消费结构升级为建立高质量医疗体系创造广阔空间，医疗卫生服务行业发展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充足动能，科学技术创新为建立高质量医疗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建立高质量的医疗体系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惠及广大群众的当务之急。
二、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经历了长期低水平发展。1840年前，权贵阶层垄断医疗资源，民间郎中成为百姓就医的主要渠道；1840~1948年，近代西方医疗体系由传教士全面带入中国，为我国近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主要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体制的建设阶段，改革开放后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探索和推广阶段，以及医疗改革的公益性回归、新医改启动阶段。
在1949~1977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体制的建设阶段，确立了政府的主导投入地位，较好地实现了公平性，在城市和农村实现了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制，保证了福利为核心的医疗卫生政策的高效制定和实施，但也面临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效率低下、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国家财政负担较大等问题。
在1978~2003年的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探索和推广阶段，医疗卫生政策刺激了医院创收，医疗卫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一定程度解决了当时存在的医院微观效率低下、服务供给不足问题，财政支出负担过重的问题得到了明显改观，但同时也影响了医疗机构公益性的发挥，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逐步凸显，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日益显现。
2003~2008年，医疗改革的决策方向逐渐回归到公益性的轨道上来，实现医疗保障的全面覆盖和相对公平成为了医疗卫生决策的主要考量方向。
2009年以来，新医改启动，带来了积极变化，但新医改仍然具有继续完善的空间，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三、国际经验借鉴
从全球改革经验看，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是世界性难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体制发展模式各不相同，有自身较为突出的优势，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建立了高度市场化的商业医疗保险体系，其医疗水平在全球领先，但高昂的医疗服务费用也备受诟病；
英国坚持公平普惠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是全球历史最悠久、最健全的国家卫生体系，真正实现了对全体英国国民“从襁褓到坟墓”的免费医疗服务全覆盖，然而，在追求高福利水平与公平性的同时，也以政府的巨大财政压力和低效率为代价；
德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比较完善，近些年来不断推行各项改革，改革的基本目标包括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强化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的竞争、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减少医疗服务的不平等性等方面；
丹麦与英国类似，实施全民免费医疗保险制度，居民有权免费到指定医疗机构就医，也同样面临患者平均候诊时间过长、医疗保险水平过高带来的国民高税率以及国家财政负担加剧等问题；
日本积极通过控制医疗费用以提升医疗绩效，伴随着老龄化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到20世纪90年代末，医疗费用每年迅速增加，加之经济泡沫破灭之后，财政状况持续恶化，为此日本政府进行了多次带有浓厚财政对策色彩的医疗制度改革；
韩国强制性医疗保险计划覆盖全民，国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平等医疗服务，具备完善、总体覆盖面广的优势，但仍不可忽视该体制下医保水平较低、民众医疗费用负担过重等问题；
新加坡的医疗卫生体制明确“个人负责”为主、“政府补助”为辅的责任定位，建立起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医疗保障体系，私立医院给予医生的竞争性报酬迅速上升，为留住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公立医院提高了相关津贴，也因此面临繁重的财政压力；
中国香港以公立医疗为主，私立医疗为辅的二元医疗体系，形成了政府为主导的筹资体系，但卫生总费用持续增长给香港特区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全民保障式的医疗服务必然伴随着医疗服务的供给短缺和效率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