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与精神分析学有共同的老师布伦塔诺。他们的学术后代和生物学后代有过一次有趣的会面。
在弗洛伊德逃离纳粹迫害，达到伦敦之前，他的儿子恩斯特已经移居英国。孙子吕西安·弗洛伊德于1922年出生于柏林，到英国时11岁。祖父的私生活很严肃，登徒子吕西安似乎最能突出祖父的性理论。吕西安是画家，喜欢卡夫卡的小说。一位批评家把他称为“存在主义的安格尔”。
吕西安是伦敦的石像鬼俱乐部（Gargoyle Club）会员。这是一家会员制俱乐部，建于1925年。俱乐部的一部分室内装饰是亨利·马蒂斯设计的，他的绘画《红房间》曾经挂在俱乐部内，俱乐部早在1978年已关闭。吕西安和他的好友弗朗西斯·培根都是20世纪最杰出的英国画家。他们有时在石像鬼里连饮数天。吕西安有一次喝得大头朝下倒在厕所里。据培根回忆，有一次，他们在俱乐部里遇到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和西蒙·波伏娃。萨特邀请他们来到自己的桌前，看着吕西安问他：“这位英俊的人儿是谁？”不知道吕西安当时有什么想法，或许他已经喝醉。
萨特对意识的研究
在1980年代的中国，萨特和弗洛伊德两人大概是被谈论最多的非德国思想家。让 -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轻时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当作老师，沿着现象学的道路走向存在主义。他的《存在与虚无》（1943年）以海德格尔的思想为基础。萨特在开篇即说：“近代思想把存在物还原为一系列显露存在物的显像，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因为现象学的方法使人们摆脱了认为存在物有内部和外表的对立的二元论。但萨特又说，这个消除二元论的方法并不是成功的。萨特引入“虚无”的概念，作为“存在”的对立面。其实，存在与虚无也是二元论。
萨特专门用一章来写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并把黑格尔也放在其中。萨特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哲学似乎已经懂得，如果首先以两个分离的实体的角度去看待我本身和他人，唯我论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实体的完全统一，事实上应被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作为实体存在的人之下，还应该有共同的基础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萨特说：“一切有意识的存在都是作为存在的意识存在的。”他用现象学消除二元论的方法，把意识和存在联结在一起：有意识的存在，是意识的显露。
存在主义离不开对意识的探讨，而心理学则是意识研究的重要部分。在精神分析学的鼎盛时期，萨特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没有回避这个学说。在《存在与虚无》第四卷的“存在的精神分析法”一章中，萨特提出要预防两个错误。他说：“经验心理学，在以人的欲望来定义人时，仍然是实体的幻觉的牺牲品。它以为欲望是作为人的意识的‘内容’在人之中，并且相信欲望的意义固有地在欲望本身之中。于是它避免了一切可能引起一个超越性的观念的东西。”这是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和对荣格的赞同。这个错误要避免的“超越性的观念”正是荣格心理学的精髓。
萨特接着又说，另一个错误与此密切相关：“这个错误在于认为，心理学的探索是一完成人们达到经验欲望的具体总体的东西。于是，通过经验的观察所确立的一堆意向能够给一个人下定义。”萨特认为，经验心理学只能得到心理的表层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堆加起来。可是，心理并不是这些意向的总和。
萨特认为，在心理学揭示出来的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他所指的“欲望”，包括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这些欲望都有具体的对象。但这些对象不是意识本身，更不能构成人的完整意识。这是荣格的出发点。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扩大了意识的范围，加深了无意识的深度。当然，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在萨特发表《存在与虚无》之前就已经完成。
然而，实证学科不同于哲学，它们的表述应该是清晰的，不适用于哲学化的晦涩语言——并且在翻译中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在哲学中谈论心理学或其他实证学科有先天的缺陷，容易显得空疏。哲学是非实证的，在具体的问题上不能像数学和科学那样拿出扎实的证据。这也是数百年来数学和科学逐渐取代哲学的一个原因。在中世纪之后，欧洲哲学家中多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们不断地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并从他们揭示的逻辑和物理的世界给人以启发。这是实践理性的力量。但理性有所不及，在人和社会的领域，更有理性的滥用。
与法兰克福的批评家一样，萨特也是左翼人士。在20世纪中期，左翼在欧美形成一股潮流。萨特是苏联的同路人，相信苏联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相信，为了历史（具有基督教含义的历史），可以合理地牺牲一大部分人。当被揭露的现实与他们的理论发生冲突时，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沉默，甚至还要掩饰展示在他们眼前的事实。不过，萨特后来承认，他访问苏联时发表的言论是谎言。
精神分析学的法国继承人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精神分析学的法国传人。他在《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1976年）的开始就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至今仍然如此。这位一本正经的女王还出现在我们性经验的徽章上，矜持、缄默和虚伪。”
与他的同时代的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相似，福柯也有左翼倾向。他在性压抑方面的观点部分地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其实都源自弗洛伊德。福柯说，《认知的意志》最重要而且基本的内容，是对权力的论述。福柯说：“不要认为存在着一个理当属于科学的、中立的和自由的知识的性经验领域。相反，在性经验的领域里，权力的各种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要求启动了各种禁忌的机制。”这个批评的目标更加广泛。显然，福柯比马尔库塞更少预设的意识形态，也更具洞察力。
20世纪法国哲学的活跃，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在《存在与虚无》中所占的篇幅不多。与萨特相比，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有更深的研究，在哲学上的诠释也更成功。利科在大学时学习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战俘营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雅斯贝斯的存在主义，1956年在巴黎大学创建胡塞尔现象学研究中心。所以，他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1969年，福柯、利科等三人同时被提名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次年，福柯当选，利科落选。
利科的《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源于他在1961年在耶鲁大学的讲座。在此后的数年中，利科仍集中精力研究精神分析学。因为他的学术背景，利科使得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再次走近彼此。他指出“精神分析不是现象学”，但这一否定本身就说明了两者的近似。他说，现象学“通过接近和减少差异的方式，给出一种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其中的关键词，是意识和无意识。
在《弗洛伊德与哲学》中，利科的清晰解释使弗洛伊德的病例和分析具有了哲学上的意义。这是从精神分析学进入哲学的重要一步，丰富了哲学对意识的认识。
